實驗經濟學教學系統、行為經濟學實驗系統、神經經濟學實驗系統

神經經濟學是一門將經濟學和神經科學與心理學相結合而形成的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誕生於21世紀初。該學科在行為經濟學的基礎上，繼續挑戰傳統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從神經學層面為人的現實行為作出佐證。這個領域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利用神經影像學的設備如功能核磁共振(fMRI)，事件相關電位(ERP)，穿顱磁刺激(TMS)，腦磁圖(MEG)以及諸如心理測量，神經藥理學，荷爾蒙測定等多種手段來研究博弈，風險，價值，動機，情緒，道德，病態行為等諸多與經濟學理論密切相關的理論分支。試圖在理解了人腦活動的真實方式的基礎上，重建經濟學對經濟行為的解釋。經過近5年的快速發展，現在，來自經濟學，神經科學和心理學等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們都開始在這個領域內開展工作，並已經取得了不少令人振奮的成果，陸續在國際尖端雜誌諸如Science,Nauture等發表。

隨着經濟學實驗研究方法的不斷深入,國內外一批研究機構相繼建設了經濟學實驗室。一批極富創造性的科研成果展現在了世人面前。為了幫助大家了解實驗經濟學、熟悉經濟學實驗室的研究工作,本文介紹了一些國際主流經濟學實驗室的基本情況、發展歷程和主要研究方向。

1.亞利桑那大學實驗經濟學實驗室與決策行為實驗室
實驗經濟學能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學科,弗農·史密斯(VernonSmith)功不可沒。當初他就是在亞利桑那大學11個班級經過長達六年的實驗驗證了競爭性均衡理論。在這裏,他根據實驗結果撰寫了《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一文,並發表於1962年《政治經濟學期刊》,該文的發表標誌着實驗經濟學的誕生。1965年史密斯又在同一期刊發表了《實驗性拍賣市場與瓦爾拉斯假定》一文,從而奠定了其在實驗經濟學領域的開創者地位。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實驗研究主要局限在市場理論和博弈理論領域,除了理論自身的缺陷影響可實驗性,實驗技術的不成熟也制約了對經濟理論開展實驗研究。20世紀70年代以後,一般均衡理論、組織行為理論、選擇理論的逐漸成熟,為實驗技術的創立及其發展創造了條件。與此同時,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經濟學實驗從設計到操作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技術支持。實驗研究方法逐漸被應用到公共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等研究領域。雖然技術進步給實驗經濟學帶來了發展機遇,但由於亞利桑那大學當時未能給予史密斯足夠的經費支持,他終於在該校工作了26年後,於2001年(獲諾貝爾獎前一年)轉入喬治·梅森大學任教。史密斯在亞利桑那大學建立了嚴格意義上的實驗經濟學中心,制訂了一系列實驗經濟學的標準,他獲獎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該大學完成的。但是,經費匱乏一直是世界各高校在建設實驗經濟學實驗室時遇到的煩惱。據說,吸引史密斯轉入喬治·梅森大學的原因是該校承諾在隨後幾年內向他提供300萬美元的研究經費,並將他的工資提高50%。

史密斯離開後的十幾年,亞利桑那大學一直致力於更好地開展實驗研究。今天,亞利桑那大學有兩個經濟學實驗室,分別是經濟科學實驗室(EconomicScienceLaboratory,ESL)和決策行為實驗室(DecisionBehaviorLaboratory,DBL),它們都是社會科學實驗研究與教學的前沿機構。在經濟科學實驗室,理論經濟學及非經濟學專業學者在這裏開展的創新工作模式已經形成,他們以博弈論、激勵實驗、行為經濟學實驗、心理學及相鄰學科的實驗見長,亞利桑那大學的實驗室一直處於這些研究領域的領袖地位。決策行為實驗室的重點是開展規範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個體判斷與決策的規則及理論研究,致力於把管理、營銷、經濟學、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等相關領域實驗研究變得更加便利。ESL有研究人員2人,研究助理4人,技術人員2人;DBL有研究人員10人。史密斯離開後,亞利桑那大學實驗室在實驗經濟學界的學術地位已經顯著下降。

2.加州理工學院的實驗經濟學與政治科學實驗室
20世紀70年代是實驗經濟學孕育成型的重要時期。以關注公共選擇理論為主要研究方向的查爾斯·普洛特(CharlesPlott)加入了實驗經濟學研究的行列。這個時期,普洛特與史密斯為推動實驗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起到了關鍵性作用。普洛特的主要研究成果都是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實驗經濟學與政治科學實驗室(LaboratoryforExperimental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LEEPS)里完成的。如果說史密斯的早期研究主要關注市場的話,普洛特的研究主要關注公共品的問題。實驗室早期的領袖人物莫里斯·費若伊納(MorrisFiroina)在實驗室建立後不久通過實驗找到了公共品中的均衡實現過程,他採用均衡的原則與合作博弈理論將這些實驗模型化。

普洛特的實驗研究很關注基礎性理論,特別是集體選擇理論在實驗中的實現問題,他和米高·萊文(MichaelLevine)合作的實驗研究共作揭示了“議程”(agenda)對選擇結果的影響機制。這標誌着實驗方法擴展到公共選擇和政治經濟學領域。20世紀70年代末,普洛特在實驗經濟學的方法論上取得了根本性突破。此後,他還研究了投票的均衡模型,發現控制“議程”可能影響到投票結果。普洛特開創的制度效應及相關理論之間關係的研究,至今都是實驗經濟學領域的主要研究主題。普洛特曾邀請史密斯在加州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ShermanFairchildFellow),兩人在加州理工學院的LEEPS第一次合作探索研究競爭性市場的實驗,這是一次對於競爭性市場的系統性研究。

自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尚無文獻討論競爭性市場和求過於供市場的問題,史密斯在加州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期間,與普洛特合作開展了大量實驗研究,經過努力,他們收穫了三項著名的革命性成果:一是被定位為市場經濟制度研究關鍵的定價策略,二是發現並發展了能夠評估自然市場效率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評估方法,這兩項成果為實驗經濟學的科學形象做了很好的展示;三是發現投機行為可以在實驗中被觀察到並按照經典理論的思路加以研究。這些發現奠定了LEEPS在實驗經濟學方法論研究領域的中心舞台地位。同時,該實驗室的研究成果也為世界上其他實驗經濟學機構的成立提供了早期範本。隨着現代實驗方法的發展,LEEPS的研究延伸到制度、不確定性和信息等領域,實驗室研究的方法也越來越系統化。這裏有必要提及兩項政策類研究———對內河運輸業的定價研究和航線分配權的方法檢驗。LEEPS研究人員發現了多重市場中的收斂性,這是價格管制與其他形式的市場干預措施第一次在實驗室中得到研究。LEEPS還對無線電頻率資源這種新興市場進行了研究。議事日程與決策理論還被應用到國防政策方面。這一時期,許多著名的人物,如J.Ferejohn,R.Forsythe,D.Grether,E.Hoffman,M.Isaac,G.Miller,R.Noll,T.Palfrey等都對LEEPS的實驗室研究方法感興趣並參加了實驗研究工作。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加州理工學院擴大了實驗室的空間規模。在通用汽車公司、林德& 哈里布拉德利基金會、國際科學基金會等機構的資助下,普洛特在LEEPS建立了一個新的實驗室,開展了更多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工作。此外,用於研究自由號空間站的一個噴氣式推進實驗室也致力於計算機化的實驗工作。Hing-YangLee根據普洛特和LEEPS的定義,創建了第一個全計算機化的市場實驗室。從加州理工學院的實驗室創建到今天,實驗經濟學方法已被應用到許多領域。雖然每年全世界有大量的實驗經濟學文獻發表,但加州理工學院的實驗室一直在方法論上處於領導地位。熟練掌握實驗方法也是加州理工學院畢業生職業生涯中的一件利器。

3.喬治·梅森大學經濟科學多學科研究中心
喬治· 梅森大學經濟科學多學科研究中心(TheInterdisciplinary CenterforEconomicScience,ICES)是史密斯一手創辦的。到20世紀末,史密斯在亞利桑那大學開展的大大小小的實驗活動幫助他掌握了足夠的經驗,他迫切需要一個更完善的實驗室開展複雜經濟原理的驗證與研究活動。2001年,史密斯帶着大力發展實驗經濟學的夢想離開亞利桑那大學,在喬治·梅森大學建設實驗室之初,就一口氣把實驗經濟學的應用領域推廣到了公共選擇、發展經濟學、市場議價、神經系統科學和經濟系統設計等領域,對應實驗室的建設標準也在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這個實驗室由一個擁有28台計算機終端的實驗室和一個擁有10台計算機終端的小實驗室組成,大部分的實驗都在費爾法克斯(Fairfax)校區組織進行,但實驗室也常常在阿靈頓校區藉助一些設備開展實驗。

2004年,在國際實驗經濟學研究基金會(IFREE)的資助下,凱文·麥凱布(Kevin McCabe)博士聯合了喬治·梅森大學法學院、經濟系、Krasnow高級研究所、Mercatus中心和社會科學多學科研究中心共同開辦了神經元經濟學研究中心(CenterfortheStudyofNeuroeconomics,CSN)。這個中心的BeNeuro實驗室擁有16台計算機終端以供開展實驗經濟學實驗,與此同時,實驗室還有一台Allegra3T核磁共振掃描儀,藉助這台設備可以實時測量人腦不同區域在各種經濟決策活動中的血氧含量水平及血液動力反應。該實驗室把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了更高的層次,它不僅僅開展一般的實驗經濟學實驗,還研究認知神經科學,探索人的經濟選擇行為與人腦神經活動之間的聯繫。

多學科研究中心下的神經元經濟學研究中心在Krasnow高級研究所還擁有一個神經元行為科學實驗室,可供16名被試對象在參加實驗經濟學實驗的同時,研究被試者的神經認知活動,在實驗室里也可以和核磁共振成像設備連接起來開展工作。這個實驗室在研究實驗經濟學時善於吸收核磁共振成像技術、虛擬世界手段營造更多實驗環境的技術。它也很重視傳統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的領域包羅萬象,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多學科研究中心。目前,該中心主任由曾是史密斯助手的丹尼爾·豪瑟(DanielHouser)擔任,他積極推動了實驗經濟學的國際推廣工作。該研究中心招收了大量的國際留學生,並和上海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建立了較為穩定的合作關係。

4.波恩大學實驗經濟學實驗室
有人認為,實驗經濟學分為Smith派與Bonn派。波恩大學實驗經濟學實驗室(簡稱為BonnEconLab)是歐洲最早的實驗經濟學實驗室,由諾貝爾獎得主澤爾騰(R.Selten)創建。它在實驗經濟學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矚目,是全球實驗經濟學研究的重鎮。該實驗室是隸屬於波恩大學法與經濟學院的經濟系的一個服務性部門,它的主要使用者是波恩大學經濟系的研究人員和波恩大學的研究生。實驗室負責給予研究人員在實驗計劃、設計、運行方面以幫助和建議。在波恩大學經濟系的研究和教學活動中,它為經濟學專業的本科、碩士、博士生教育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為了了解波恩大學實驗經濟學實驗室的由來,我們需要先介紹一下澤爾騰在實驗經濟學研究方法方面的探索過程。20世紀50年代,澤爾騰被法蘭克福大學的經濟學家海因茨· 薩爾曼(HeinzSauermann)聘為助手,在這期間,澤爾騰即迷上了關於經濟學的實驗工作,並得到薩爾曼的支持。當時,澤爾騰正在從事寡頭博弈的實驗探索,在澤爾騰與幾個年輕同事從事經濟學的實驗室研究工作期間,薩爾曼憑着對經濟學發展趨勢的把握以及對經濟學的直觀感受,給予澤爾騰很多很好的指導性建議。

1959年,澤爾騰與薩爾曼合作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一個有關寡頭的實驗》。雖然當時並沒有實驗經濟學這門學科,但大學期間的心理學課程對於澤爾騰開展實驗工作具有巨大的幫助。1961年,澤爾騰獲得法蘭克福大學數學博士學位後,對西蒙(H.A.Simon)的有限理性學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試圖構造一個有限理性多目標決策理論。為此,澤爾騰去美國做了兩年訪問學者,並與西蒙及其助手建立了聯繫。他投入了很多時間研究有限理性問題,但並沒有取得多少進展。在這個令人煩惱的過程中,澤爾騰越來越強烈地認識到,要構造有限理性的經濟行為理論,必須通過實驗的方法,而不是傳統的理論推導方法。

起初,澤爾騰的計劃是建立一個大型的數理經濟學研究所,後來由於資金方面的限制,他只建成了一個小型的實驗研究機構。在這個實驗性的機構里,他與博弈論專家合作並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他通過獨特的實驗室研究方法開展研究活動,主要關注的領域是博弈理論及其在產業組織與其他領域的應用。當時,所在的比勒菲爾德大學鼓勵各學科之間的交叉研究,其他領域的一些具有較少數學訓練的科學家給予了澤爾騰其他方面的啟發。他發現,政治學家能根據歷史經驗,對政治活動過程做出一系列正確的判斷,而這些理論並不受數學模型的制約;生物學家、心理學家都有各自的非數學理論模型。這些學科的啟發促使他建立一個專門開展實驗經濟學研究的計算機實驗室。此時,波恩大學伸出了橄欖枝,於是澤爾騰於1984年來到波恩大學並創建了BonnEconLab。BonnEconLab是實驗經濟學的創新研究中心,固定的管理及研究人員有4人,學生助理有3人,還有一些不定期的訪問研究員。實驗室早期主要關注行為博弈理論,後來也關注有限理性的實驗。實驗室研究人員在國際頂級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科研成果,這些科研成果主要集中在拍賣和市場、競價、勞動經濟學、衛生經濟學、公平互惠、跨文化實驗和神經元經濟學等領域。

BonnEconLab的現任主任是法爾克(ArminFalk),他與赫克曼(J.J.Heckman)於2009年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著名的文章《實驗室實驗是社會科學知識的主要來源》。針對有些學者提出的實驗室方法缺乏普遍性、實驗環境與現實有差距的質疑,他們針鋒相對地提出,在比較了非實驗性數據與田野數據之後,更加堅信要依靠實驗開展更多的研究;目前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實驗不是做多了,而是做得還不夠。他們總結了當下學術界對實驗經濟學研究方法的質疑:(1)實驗中的小額獎金是沒有意義的;(2)參與實驗的被試者數量太少;(3)被試者沒有實驗研究中相關領域的實際經驗;(4)霍桑效應可能扭曲實驗;(5)自選擇問題使得實驗結果有偏。

面對這些質疑,他們逐條進行了回答:(1)如果一個人真對獎金影響行為有興趣,他也會認真地在不同獎金水平上參與實驗活動;(2)提出樣本大小的問題是對外行說的話,目前對於小樣本的分析技術已經越來越成熟,而且現在的實驗活動樣本量常常都有幾百個、甚至有時超過1000個;(3)實際經驗如何影響人的行為確實需要研究,但現在越來越多地有實際經驗的被試者參與到實驗中來;(4)許多實驗之外的決策活動能夠被觀測到,在實驗室中,操作人員可以通過事先談好的協議,讓研究分析人員仔細地研究被試者,比如通過視頻觀察被試者參與實驗的全過程;(5)自選擇問題並非實驗的災難,選擇問題的一些特徵在現場和實驗中都會存在,它不是實驗室實驗中所特有的。這篇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文章標誌着實驗室研究已經從方法論上獲得了包括自然科學界的認同。

BonnEconLab的主要資金來源是德國科學基金會(GermanScienceFoundation)和歐盟,在它們的資助下,該實驗室在全世界範圍內開展着很好的國際交流。在中國,BonnEconLab 與東北財經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有着較為固定的聯繫與合作,國內一些學者也在BonnEconLab開展了一些實驗研究,發表了一批中英文論文。
字太多發不下，另起一貼，這是後面四個實驗室的連結：